书写，写作，文字

　　在整个古代的近东，最迟从主前3100年开始，文字就成了文明与进步的一个标志。主前二千年期，有数个文字上的试验，至终发展成字母系统，以致识字的人数普遍增长。比起在埃及、米所波大米与叙利亚发现的数以千计的文献，虽然在巴勒斯坦找到的被掳前的文献数量很少，但已有理由叫我们相信，不论什么时期，在邻近文化中心的刺激下，巴勒斯坦的书写艺术都大有发展。通常译作“文字”、“书写”的字，（来：ka{t[ab[；亚兰文：k#t[ab[；腊：grapho{），在新、旧约共出现超过四百五十次。


　　圣经说摩西曾“写在书上”（出十七14），写下十诫（出廿四12，卅四27），“将耶和华的命令都写上”（出廿四4），写下了律法（“妥拉”，书八31），也提及律法的抄本（申廿七）。摩西也写了所有的律例（申卅10）和判决（出卅四27；参：王下十七37），以及法律制定（申廿四1；可十4）、以色列人旅程的细节（民卅三2），又写凯歌教导以色列人（申卅一19、22）。在这些工作上，摩西有官员襄助（可能是识字的 s%ot]#ri^m，民十一16，“官长”；参：亚甲文 s%at]a{ru，“书写”）。这些官员因能记录决议，与司法部门有紧密连系（申十六18；代上廿三4；书八33）。在出埃及之后的漂流时期，祭司也写下咒诅的话（民五23），以及在物件上写名（十七3）。约书亚抄录了一份十诫（书八32），以及重新订立的约（廿四25-26）。

　　撒母耳立扫罗为王后，记下刚创立的王位制度的国法（撒上十25）。大卫写信给他的元帅约押（撒下十一14），他与儿子所罗门都把管理圣殿的细则写下（代下卅五4）。所罗门又曾与推罗王希兰通信（代下二11）。亚兰王写信予以色列王，论及乃缦（王下五5）。正如在所有的时期，宫廷经常聘有*文士记录一些人的名单（代上四41，廿四6；亦见：民十一26；赛十19；耶廿二30；尼十二22）。

　　先知以赛亚写下事件（代下廿六22；赛八1），又口述给一位文士记下（卅8）。希西家在位时，写信 ~iggeret[ 给以法莲和玛拿西人（代下卅1；参：赛卅八9题为“希西家的写作”〔mik[ta{b[；“吕”译〕），亦收到亚述王西拿基立的信（赛卅七14，卅九1；代下卅二17）。耶利米口述给他的书记巴录，让他记下信息（耶卅2，卅六27，四十五1）。何西阿和玛拉基先知大概也向书记口述信息，由他们写下（何八12；玛三16）。文字在先知的事工上是重要的一环（代下廿一12）；约伯亦重视文字记录的价值（十九23）。

　　但以理和巴比伦的学者能够读亚兰文，由此可假设他们亦能书写亚兰文（但五24-25）。在当时的巴比伦帝国，正如在较早的年代，书信往来相当频繁（*跑信者，通报者；*亚述；*巴比伦）。尼希米写下约书（尼九38），而他在撒玛利亚的敌人（拉四6-7），以及另一些地区的总督（拉五7，六2），都曾上书波斯王。以斯拉本人是一位文士，他按照宫廷官员的作风，用当地的方言写下法令及政府文件（八34），就像末底改那样以王的名义下达信件（斯九29-30），王则盖上他的*印章（但六25）。

　　耶稣基督和祂的使徒经常提及经书（例如：“〔经上〕记着说”── gegraptai ──共出现106次）。我们的主本身是识字的（约七14-15），祂能读（路四16-19），也至少在一次公开场合下书写（约八6）。祭司撒迦利亚在一块蜡面的书写版上写字（路一63）。罗马的巡抚彼拉多吩咐人以三种文字写罪状，安放在十字架上（约十九19、22）。

　　约翰（廿一24）、路加（一3；徒一1），和保罗本人（加六11；门19；罗十五15），写下了流传给我们的历史记录和书信（不过保罗常常有文书代笔，例如德丢〔罗十六22〕）。一直至启示录，新约经常提到人为了拟出信件、法律证据和记录而书写文字（启一11，廿一5）。由于书写在本质上是一种沟通、宣告和见证的媒介，它也用来比喻圣灵写在人心里（engrapho{，林后三2-3）或写在人心思和心灵上（epigrapho{，来八10，十16）（参：耶卅一33；箴三3）的烙印。


　　差不多任何平滑的表面均可用来书写文字。

a. 石块

　　碑文镌刻在石块或大石上（伯十九24），记念碑文是刻在预备好的石柱、方尖形石碑或悬崖上（如：希伯来人墓穴的碑文，*舍伯那，IBA，图53，参43、48）。正如在埃及一样，镌刻在一些较软或粗糙的表面前，会先墁上一层石灰。若要刻写在一些祭坛的石块上，亦会如此作（书八32；申廿七2-3）。石版通常用来书写王室、记念性或宗教性的文献，或是一些法令的通告（*汉摩拉比）。这种似乎不会大过45ｘ30公分的长方形石版，亦用来书写十诫（出卅二16）。这些〔石〕版（lu^h]o{t[: AV 和 RSV 作 'tables'）是“神用指头写的”，也可说是“神的书写”（mik[ta{b[ ~#lo{hi^m）；一般认为这是指清楚而书写整齐的字体，有别于人不经意的涂写。“版”（lu^ah]）一字大概形容那形状（长方形），而非指那物料。虽然据今人所知巴勒斯坦在主前二千年期有使用泥版，但并无确据证实这字在旧约中是指“泥版”（参下文 c）。

b. 书写版

　　以赛亚（卅8）和哈巴谷（二2）所用的版，很可能是用木或象牙造的书写版，版上有凹陷处可安装蜡面（亚甲文：le^~u）。这种书写版通常会扣在一起，成为双页版或多页版，可用来书写任何文字。每页版称为“一扇门”，这词亦可指一栏的文字（耶卅六23，AV 作“叶”〔和合本作“篇”〕）。从亚述的宁录出土的书写版，是目前找到的最早的写字版，刻了六千行字的长文，其时约为主前705年（Iraq 17, 1955，页3-13）。这与在雕刻上所见文士实地记录时使用者属同一类型（IBA，图60）。类似的书写版乃学校石版的前身，在希腊及罗马时代经常为人使用（路一63；pinakidion，一块细小的写字版，AV： 'table'）。

c. 泥版（亦见 Ⅳ a.）

　　以西结所用的“砖”（l#b[e{na^，四1），可能与当时巴比伦人用来绘制平面图及测量图的泥版相似，不过这个字可指任何扁平的瓦片。以赛亚要以“人所用的笔”（有别于熟练文士的笔？）在上面书写的“大牌”，乃是一张东西或是“空白的平面”，其用料则未有指明（赛八1，gilla{yo^n）。

d. 蒲纸

　　旧约并无直接提及蒲纸作为书写的材料（埃及文：ni[t]r[w]；亚甲文：ni~aru），然而这种材料从主前第十一世纪起就可以从腓尼基、呼勒湖及约但等地找到（*蒲纸和陶片）。一些出土的压印背上有蒲纸的痕迹，显示那些印原来盖在这种可腐朽的物质上，证实了蒲纸的使用（如：*基大利之印的反面）。古希伯来人用蒲纸书写的一个例证，见于死海附近一个洞穴里（见 Gibson, 1，页31起）。在主前第七世纪，亚述人和巴比伦人也认识蒲纸（英文“纸张” [paper] 一字即源于“蒲纸” [papyrus]）（R. P. Dougherty, 'Writing on Parchment and Papyrus among the Babylonians and the Assyrians', JAOS 48, 1928，页109-35）。在所有时期，埃及地都广泛使用蒲纸。主前第二世纪至主后第二世纪期间的*死海古卷当中，也有蒲纸。以赛亚的“纸芦苇”（十九7 [AV]， `a{ro^t[ 〔和合本作“草田”〕）虽然可能间接指蒲纸，但把该字解作“空旷之地”更佳。约翰所用的“纸”（约贰12）大概是蒲纸（腊：charte{s）。

e. 皮革及皮纸

　　由于写有文字的皮革可在洗去墨水之后再度使用，埃及人有时会用皮革来做暂存的记录（K. A. Kitchen, TynB 27, 1976，页141）。至少在波斯时期，在蒲草不能生长的巴比伦，就有人制造皮革作书写之用。以色列人有山羊皮及绵羊皮可供使用；新约时用皮革抄写圣经的做法（*死海古卷），可能反映由来已久的习惯。

f. 陶片

　　陶器的碎片或称陶片，是另一类常用的书写材料。由于陶片既便宜又容易获得，人们尤喜爱用笔或毛笔蘸墨在其上书写便函或做简单记录，陶片遂大派用场。这些陶器的破片在巴勒斯坦颇多出土，除了油墨会被擦去外，差不多丝毫不会毁坏。单统一王国时期就已找到约二百四十块陶片。见：莱迈尔（A. Lemaire），Inscriptions Hebra/iques, 1, Les Ostraca, 1977（*蒲纸和陶片）。

　　有些陶器会在烧窑前后刻上文字，所写的通常是器皿主人的名字，或其盛载的物品或容量（*比加；*印，Ⅰ f.）。


1. 金属的凿子和雕刻刀相当普及，可以用来 铭刻石头、金属、象牙或泥版（*技艺；*印）。耶利米（十七1）用的“尖笔”（h]eret]）或“笔”（`e{t]），镶有“铁”的笔尖，可解作书写时用的一个软“笔嘴”，或一个坚硬的（金刚砂？）笔嘴，用来书写在铁、铅或其他硬的表面上（赛八1，Vulg.：stylus；亦见：伯十九24）。目前所发掘到的许多尖的工具，没有一件可以确实证明是用来书写直线形文字的笔。“文士的笔”（耶八8）是一根割开了或切开成刷状的芦苇草，沾上墨水后可书写在陶片、蒲纸或其他光滑的表面上。古埃及人用十五至四十公分长的灯心草（Juncus maritimus），将底部切成平錾形，有阔和窄二边，能够写出粗或幼的笔画。在希腊－罗马时期，人们把芦苇草（Phragmites communis）削尖和割开，类似鹅毛笔一样（A. Lucas, Ancient Egyptian Materials and Industries, 1948，页417）。新约时代就是用这种称为 kalamos 的笔（约叁14）。用来书写楔形文字的尖笔是茎端呈方形的芦苇。有关文士所用的笔、凿子和尖笔的形状，使用方法及插图，见：德莱维（G. R. Driver）, Semitic Writing 3, 1976，页17起。

2. 墨通常是一种黑色的炭（木炭）混和了树胶或油，写在皮纸上；或混和了一种金属物质，写在蒲纸上。墨是以干饼方式供人收藏，文士使用时就将湿的笔蘸在上面。拉吉陶片上的墨是炭与铁的混合物（就像栎瘿或绿矾一样）。罗马人也使用墨鱼汁（Persius, Satires 3. 13），这就如其他的墨一样，很容易洗掉（民五23），或用“削笔小刀”刮掉（耶卅六23，来：ta`ar so{p{e{r 〔文士的刀〕）；这种刀通常用来削笔或割开卷轴。有人认为耶卅六18的希伯来字 d#yo^ （“墨”）应修订为 r#yo^ （ ＝ 埃及文的 ryt，〔墨汁〕；T. Lambdin, JAOS 73, 1953，页154）。但这说法并不能确定。保罗（林后三3）和约翰（约贰12）所用的墨，仅称“黑色”（melan）。

　　“墨盒子”（结九2-3、11；来：qeset[）可能是块调色板（埃及文：gsti~），这是窄长的长方形木板，另一长槽盛载灯心草笔，另有一些圆形凹位可摆放黑色和红色的墨饼。有关这些调色板的图片等，见：海斯（W. C. Hayes），The Sceptre of Egypt, 1, 1953，页292-6；普里查德（J. B. Pritchard）, The Ancient Near East, 1958，图52、55；IBA，页32，图27。类似的调色板在叙利亚也有使用，文士把它带在“身旁”（结九2-3、11〔和合本作“腰间”〕），就如巴雷克（Bar-Rekub）的亚兰文石柱上所显示的。

a. 泥版

　　刻有楔形文字的泥版文件面积参差不一（约六毫米见方至45X30公分），视乎有关文本所需的空间而定。铭刻以横行从左至右（或会画了线），在正面（平的一面）沿着下面的边缘从上而下，然后在反面（凸的一面）沿着左上角的地方继续。一份作品若需要用多于一块泥版，整系列的每版文字就会以一行接头语和一个标记相连（见：下述 Ⅵ 项），以显示每版的正确位置。

　　合约通常放在泥的封套内，其上会重复刻着合约的条文，并印有诸位见证人的*印。较大的历史性或记念性的铭刻，会写在泥的锥体或桶形的圆柱体上，这些大都是立根基的证物，给保存起来。木版或书写版的大小及页数，会视乎需要而有差异。

b. 卷轴

　　圣经时代的“书”通常是卷轴（m#g{illa^），材料是蒲纸、皮革或皮纸、文本给书写在“里面”（正面），有需要时，会如以西结所述的（二10）那样在“外面”即背后（反面）继续。这些有时候会称为“书卷/经卷”（m#g{illat[ se{p{er，诗四十7；结二9），而耶卅六2、4（chartion biblion）在七十士译本（B）意味所用的材料是蒲纸。指“卷轴”的希伯来字（参：巴比伦文 magallatu）并不一定是较后期用的字（BDB）；犹太人的传统规定律法须抄在皮卷上（Soferim 1. 1-3），这很可能反映了较早时的习惯。

　　希伯来文的 se{p{er 在 AV 通常译作“书”，但可指卷或卷轴（AV 在赛卅四4的这种译法是对的）。这是指任何写在皮纸或蒲纸上的文件（R. P. Dougherty，上引书，页114），意思是一份“文字、文件、公文或书”（参：亚甲文的 s%ipru）。它与希伯来文的“信”字（~iggeret[，斯九26）为同义词，亦可用作一封由王发出的信或命令（撒下十一14；王下五5，十1；赛卅七14），或公布的诏书（斯一22）。

　　se{p{er 作为泛指书写的一个字，可用于先知的信息（耶廿五13，廿九1；但十二4），一份休书（申廿四1；耶三8；赛五十1），购买房产的契约（耶卅二11）或一份状词（伯卅一36）。这字也可以指一份名册（尼七5；创五1），一本约书（出廿四7）或律法书（申廿八61；书八31），一本诗集（民廿一14；书十13），以及汇编成书的历史资料（王上十一41，十四19；代上廿七24；代下十六11，廿五26）。有一次，“书”（众数 s#p{a{ri^m）是指当时具有权威性的经书（但九2）。这字可以指神的记录册（诗六十九28，一三九16；玛三16；出卅二32；但十二1），也有一次泛指学识（赛廿九11；参：但一4）。这字及它的同源字在*乌加列文献中也普遍使用，且有类似的意思；主前十三世纪，se{p{er （“文士”）一字在埃及曾以外来语形式出现。

　　就如书写版和泥版一样，卷轴上所写的栏数（d#la{t[o^t[）可以按需要而增减，卷轴的长度亦因而可以增减（耶卅六23）。

　　在新约时代，“书”（biblion）呈卷形，正如律法书的例子所示（可十二26；路四17-20）。这些卷轴（启六14）是由*蒲草茎内皮（byblos）的片段接合而成。就如希伯来文的 se{p{er 一样，希腊文的 biblion 可解作任何（或未有指明）形式的书写文件，包括名册（腓四3；启十三8）。“那些〔经〕书”（约廿一25；提后四13；众数 ta biblia，英文 'Bible' 一字即由此而来）后来代表了汇集而成的圣经。当指小书卷时（启十2、8-10），经文用了 biblaridion 一字。

c. 书册/抄本

　　大概在主后第二世纪，书册就开始替代书卷。书册是一张张书写的材料摺叠起来，在一边扎在一起，通常还有封底面作保护之用。它采用了书写版的形状，是发展现今的“书”的重要一步。起先这些蒲纸或皮纸的笔记簿很少用来书写非信徒的典籍，但在巴勒斯坦（Mishnah, Kelim 24. 7），尤在〔邻近的〕埃及，书册用来抄写圣经，以致“在基督徒群体中使用的旧约和新约经文……按我们现今的证据来看，在第二世纪末（甚或更早）已完全抄在改良了的书册上”。在基督徒圈子以外，书册的形式于主后第四世纪亦广泛为人使用。有人甚至认为，这种书册的形式，因其易于携带及查阅，乃由早期基督教会发展出来；但这看法未能证实。保罗要求取得的 membranai （提后四13〔和合本作“皮卷”〕），无疑可以是一本蒲纸的笔记簿，写下了他自己的讲词或其他作品，但更有可能的是早期基督徒的一本著作，例如马可福音或〔经文〕见证集──用来支持基督教宣称的旧约经文选集。这些作品与“那些书”（ta biblia）区别开来，后者大概是书卷（七十士译本？）。有关早期书册在圣经*正典历史上的重要性，见：罗伯次（C. H. Roberts）在亚克莱特（P. R. Ackroyd）所编 Cambridge History of the Bible 一书中（1, 1970，页57）。


a. 象形文字

i. 埃及的象形文字。法老时代，埃及本土的书写体共有三种：象形文字（hieroglyphic；腊：hieros，“神圣”；glyphe{，“雕刻”），僧侣体（hieratic；腊；hieratikos，“祭司的”），以及通俗体（demotic；腊：demotikos，“通俗/大众化”）。

1. 象形文字系统。埃及的象形文字是一些图画符号，这些图画原先表示它们所代表的东西，但很多符号很快又用来表示声音──就是该图画－象形符号所代表之物的那个埃及字的辅音。然后在拼写其他字时，这个符号又可以代表同一个辅音。这些注音符号当中，有的逐渐只代表一个辅音，从而形成世界上第一套的字母符号。但是埃及人并没有像他们邻近的西闪族人那样把这些符号分别出来，作一套独立的字母。大部分埃及字都在拼写出标音符号之后，再用一个图像或谓“决定要素”，以表明那字所属的类别。不过在许多情况下，更准确的说法是，标音符号实际上是加在图像符号（所谓的“决定要素”）之前，作为补充，以确定那图像的准确读法或声音，从而确定它的意思，而不是图像加在以音标写成的字后，作为类别指示（参 H. W. Fairman, Annales du Service des Antiquite*s de l~E!gypte 43, 1943，页297-8；参 P. Lacau, Sur le Syste&me hie*roglyphique, 1954，页108）。一个标音符号若有多过一个读音，则可加上辅助的字母符号，以表示其正确读法，不过就算没有混淆，这些符号有时亦会加上。

2. 僧侣体及通俗体。埃及另外的两种书写体──僧侣体及通俗体──是由象形文字演变出来的，后者在埃及整个的历史中，都保留了它出色的图像。僧侣体文字是象形文字的草书体，用笔和墨水写在蒲纸上，把图像简化成形式上的符号，方便快速书写。僧侣体与象形文字的关系，就像英文手写字跟印刷字的关系一样。象形文字在埃及首先出现之时，是在法老王朝建基（第一王朝）之前不久，约主前3000年，而僧侣体未几亦开始使用了。第三种的埃及书写体──通俗体──就是一种更快和更简化的僧侣体书写，最先在主前第七世纪出现，而跟其他两类的书写体一样，使用至主后第五世纪。

3. 译解。埃及的古代书写体最终在主后第四世纪（象形文字）及第五世纪（通俗体）相继停止使用，而在往后十三个世纪，都没有人懂得阅读这些文字，直至1799年，拿破仑出征埃及时，罗塞特石碑（Rosetta Stone）的发现才叫学者得以译解埃及的古书写体及语言。罗塞特石碑是多利买（Ptolemy）五世于主前196年，以希腊文和埃及文写成的双语诏书，而埃及文更是以象形文字及通俗体对照写出。法国人尚普利安（J. F. Champollion）藉这石与班克斯（Bankes）方尖石碑，最终在1822年完成对埃及象形文字符号的基本译解，显示它们大部分是作标音之用，而古埃及语言事实上就是科普替语（Coptic）──埃及本土教会的语言──的前身。

4. 范围。从一起头，埃及的象形文字就广泛在各方面使用：历史记录，宗教文献及日常的行政用途。基于不同的用处，象形文字会写在蒲纸或陶片上，铸刻在石碑上，或刻在木或金属上。不过，从主前三千年期早年开始，人们惯常用书写较快的字体──僧侣体──在蒲祇上写字，因而用这种字体来记录所有日常生活及行政的事项，而象形文字则继续使用在所有正式的文件、石刻及碑文上。终于，从主前第七世纪开始，通俗体大部分取代了僧侣体在商业与行政方面的用途；而自主前第十世纪之后，僧侣体主要成了宗教性蒲纸上的书写体。

　　书目：有关埃及的书写体，见 A. H. Gardiner, Egyptian Grammar, 1957，页5-8。有关作为图像的象形文字，见 N. M. Davies, Picture Writing in Ancient Egypt, 1958，附彩色图片。有关象形文字系统的起源及早期的发展，见 S. Schott, Hieroglyphen: Untersuchungen zum Ursprung der Schrift, 1950，以及 P. Lacau，上引书。有关罗塞特石碑，见英国博物馆小册 The Rosetta Stone；有关此石碑的发现，见 W. R. Dawson, JEA 43, 1957，页117，及同一刊物，44, 1958，页123。有关象形文字的译解，见 F. Ll. Griffith, JEA 37, 1951，页38-46，或 A. H. Gardiner，上引书，页9-11; Egypt of the Pharaohs, 1961，页11-4、19-26。

ii. 赫人的象形文字。主要在主前二千年期的后半，安纳托利亚（Anatolia 〔小亚细亚古称〕）和叙利亚的赫人所用的象形文字系统，于1946年被译解了（见 AS 3, 1953，页53-95）。学者现今详细地研读这书写体，以此比对用楔形文字写成的赫人方言。这是一系列简单的音节（如 ba, da，等等），又有一些普通名词（大地，国王）的字符。见：拉罗什（E. Laroche）, Les Hie*roglyphes Hittites, 1, 1960。

b. 楔形文字

i. 亚甲文（Akkadian）。从大约主前3100年开始，人们在巴比伦就已采用图形符号，写在泥版及石头上。不过，他们很快就发现在泥版上画弧线非常困难，于是一系列的楔形雕刻就慢慢取代了图形符号。另一个因着方便而有的改变，是把从右至左的纵行，转为古典书写体从左至右成栏的横行。一个主要的发展是，字符（表意文字）用来代表读音相同而意义不同的字（例如英文的 meat, meet），或在其他字内的音节（如英文的 meat, metre）。某些符号亦会用作“决定要素”，放在字的前面或后面，以表示其所属的类别（例如：神明、人名、地名、动物、木制器具、等等）。虽然符号的形式在不同的时代会有所修改（说明这发展的图表，见 IBA，图22），楔形文字至主前2800年已经发展完备。

　　从主前三千年期开始，楔形文字最少有五百个不同的符号，并在米所波大米以外广泛使用（在米所波大米地，楔形文字用于苏默 [Sumerian]、巴比伦及亚述等语言）。它亦被修改，用在其他语言上，特别是西闪族的方言、户利语（Hurrian）及赫人的众多方言。主前十五至十三世纪，巴勒斯坦的主要城市把楔形文字用在外交及行政方面。楔形文字的泥版曾在*他纳（12）、示剑（2）、亚弗（3）、赫西废丘（Tel el-Hesi）、基色、夏琐和耶利哥等地出土。1955年，在米吉多发现了一份吉加默施史诗（Gilgamesh Epic）的片段（`Atiqot 2, 1959，页121-8），显示在这段期间，受过楔形文字训练的几位文士，很容易便获得巴比伦的主要文学作品及参考书籍。

ii. 乌加列文（Ugaritic）。主前十五至十三世纪，沙呣拉角（Ras Shamra）的文士使用亚甲文楔形文字，作为国际通讯和一些经济文件的媒介。不过，与此同时，一套独特的书写系统正在发展，揉合了当日迦南（腓尼基）浅易的字母，与米所波大米那套用尖笔在泥版上书写的系统，由此把辅音的字母用楔形文字写出来。由于它同时应用在闪族及非闪族（如户利人）的语言上，就发展了廿九个符号（藉加增几个楔形笔画，构成简单的图案，这些图案与亚甲文字只有少许甚或全无关系）来代表辅音，以及三个 'a{lep{ 符号，来代表不同的元音（~a ~i ~u）。一些供文士作练习用的泥版，列出了字母的次序，这就是希伯来字母次序的前身（C. Virolleaud, Palais royal d~Ugarit, 2, 1957）。

　　这种书写体同时用在宗教、文学（神话）、行政的文件和少数信件上。虽然它比亚甲文容易学习，但直至目前为止，仍没有足够证据显示它曾被人广泛使用。不过，远至巴勒斯坦的伯示麦、他泊及他纳，和南叙利亚的地方，都发现了一些例子，显示了这书写体的一个变异形式。这方面的概览，见：哥顿（C. H. Gordon）, Ugaritic Textbook, 1967。

iii. 古波斯文。到了主前第七世纪后期，亚兰文字母的书写体已大幅度取替了楔形的书写体。但在少数传统的文化中心，并在某些种类的庙宇文件上，巴比伦式的楔形书写体嗣后仍有使用；巴比伦的一些庙宇文件，更迟至主后75年仍使用楔形文字。

　　在阿垦米尼王朝（Achaemenid）的统治下，波斯人采用一套衍生自巴比伦楔形文字的特别书写体，与亚兰文书写体一起使用，来书写他们的印度－伊朗（阿里安 [Aryan]）语。这种简化了的楔形文字，主要见于大利乌一世和薛西时代的历史文献。大利乌一世在贝希斯顿（Behistun）一块悬崖上的铭刻，以古波斯文、巴比伦文及以拦文写成，提供了译解楔形文字的重要线索；罗林森（Rawlinson）1845年的拓本出版后不久，那份古波斯文本便被译解出来了。这种楔形书写体包含三个元音符号，卅三个辅音符号（本身附元音），再加上八个表意符号和二个分字符号。一种楔形书写体的变异形式也用于最早期的以拦（西南波斯）语，以及日后来自波斯波立（Persepolis）约主前492至460年的逾二千多份的经济文件（G. G. Cameron, Persepolis Treasury Tablets, 1948; R. T. Hallock, Persepolis Fortification Tablets, 1969）。

c. 直线形字体

i. 自主前三千年期开始，埃及的象形文字和巴比伦的楔形文字在叙利亚－巴勒斯坦为人广泛使用（如*押巴拿），激发时人制作一些较简易的文字系统来书写当地的语言。在比布罗斯（Byblos，*迦巴勒），一个约有一百个音节符号的系统流行于主前二千年期，但现代人至今仍未能完全掌握这套符号。与此同时，直线形甲类和乙类字体在革哩底兴起，类似的书写体也在塞浦路斯出现，在乌加列就曾找到这种塞浦─米诺斯文字（Cypro-Minoan）的遗迹。个别的发现证实在这期间有其他文字存在：主要有在约但河谷的迪珥阿拉废丘（Tell Deir `Alla）出土的三块泥版，以及来自摩押巴路阿（Balu`ah）的一块石碑。

ii. 字母体系。主前二千年期早期，似乎有一位住在叙利亚－巴勒斯坦（可能就在比布罗斯）的文士，他发觉自己的语言可用较少的符号表达，远较当时任何一种累赘的音节系统要少得多；每个辅音只须用一个符号便能标明。他所改良的符号乃是模仿埃及体系的图画。这种象形文字包括了只代表他们名称开首那个音的图画，例如：r~ （口）的 r。字母体系的原理贵在减少符号的数目，直到在那个语言中每个辅音只以一个符号表达。到希腊人采用字母系统后，元音才有独立符号作代表。可能人起初把符号视为附了适合元音的辅音（如：ba, du, gi）。有了这显赫的发明，人类便获得一套简易的记录方法，至终导致文士垄断的终止，以致每个人都有机会学习读与写（参下面 Ⅵ）。

　　这各种字母体系的先驱，在巴勒斯坦发现有例证，日期略早于主前1500年。这只是刻划在陶器及金属上的数个符号，可能是一些名字。至于这种字母的整系列符号──约为三十个，见于目前找到的唯一以这字母的某种形式书写的一组早期文献上，这就是雏形西乃字体（'Proto-Sinaitic'）的铭刻。这些铭刻是主前十六世纪，埃及人所雇用的迦南人在西乃西南部塞拉毕卡底呣（Serbit el-Khadim）的绿松石矿内，刻划在〔岩石〕表面上的简短祷文及题献辞。随后的五百年，这些符号渐趋简化，不再有图画样貌。从迦南地一些地点出土的样本看来，这体系广为人使用，并愈来愈趋标准化（如：从拉吉、夏琐掘到的陶器碎片，从伯利恒附近和黎巴嫩掘到的箭头。见 A. R. Millard, Kadmos 15, 1976，页130-44）。

　　乌加列的楔形字母（主前第十三世纪）是这字母体系的早期仿效者，见证了这体系内各字母的次序；一块在亚弗附近的伊斯别撒他（`Izbet S]art]ah）发现的陶片（主前约1100; M. Kochari, Tel Aviv 4, 1977, 页1-13），也证实了这个次序。希伯来的离合体诗亦表现了这个次序（鸿一2-14；诗九，十，廿五，卅四，卅七，一一一，一一二，一一九，一四五；哀一-四；箴卅一10-31；传道经五13、29）。希腊人也是按这次序沿用了这些字母。这种安排的原因不详。学者所建议的原因包括：记忆上的便利，名称的类同，发声的特质等（Driver，上引书，页180-5、271-3）。

iii. 腓尼基文－早期希伯来文。虽然主前1000至800年之间的样本很少，学者大体上仍可清楚追溯主前1000年以后这字母的历史。书写的方向一致从右至左，就如埃及文一样。大部分文件写于蒲纸上，因而都在潮湿的泥土里腐毁了，没有流传至今。那些刻在石块、陶器及金属上而存留至今的文献，说明了这文字广为人接受，有各种用途。主前二千年期末之前，这文字显然已具规模，是以色列人方便的工具，用来记录和教导神的律例并祂在历史上为他们所作的事（见 A. R. Millard, EQ 50, 1978，页67起）。

1. 用来研究以色列铭文的记念性铭刻主要有： (a) 在*基色出土的农耕日历，有人认为这是古老的写法，但也有人说这是不善书写者的手笔；其日期为主前第十世纪（DOTT，页201-3）。 (b) 摩押王米沙的石碑（*摩押石碑）。这长卅四行的铭刻极具历史价值，亦是希伯来碑文在发展过程中，于主前约850年，在远方使用的一个例子。那些刻划工整的字母，已经显示出步向草书的趋势。这种趋势继续见于下述的铭刻。 (c) *西罗亚铭刻制本}（IBA，图56），来自希西家在位年间，约主前710年。 (d) 与 (c) 差不多同期，在西罗亚找到的、一位王室管家的墓刻（*舍伯那；IBA，图53）。有关刻在石上的这种书写体，见*印。于此时，腓尼基文和亚兰文的字母都各有独特的样式。

2. 旧约作者起初必然使用的草书，见于主前约1000年一些刻有文字的箭头及其他较为短小的文字上。最早找到的文本是从撒玛利亚出土的七十五块陶片，有学者认为这是耶罗波安二世治下的产品（主前约760；Y. Yadin, Studies in the Bible, 1960，页9-17; DOTT，页204-8）。它们看来出自一些训练有素的文士之手，字体清晰而接连，没有标明元音，字与字之间有小点相隔。散见于耶路撒冷、伯示麦、赫西废丘（Tell el-Hesi）、米吉多和以旬迦别的数块陶片显示，这书写体与西罗亚引水道上石刻的字体相近；而且，主前约590至587年的*拉吉信函，以及从*亚拉得出土，同样来自犹大亡国时期的大部分陶片，虽显出草书较为先进的阶段，但字体的外形仍变化不大（DOTT，页212-5；ANET，页568-9；A. Lemaire，上引书）。

iv. 亚兰文。亚兰人定居在叙利亚时，采用了迦南人的字母，并逐渐赋予它一些特色。最早期的抄本（主前约850-800），包括巴哈达（Bar-hadad）部分模糊不清的美耳刻碑文（Melqart Stele；*便哈达；DOTT，页239-41，但要注意第二行并不能读作“塔比里蒙 [Tabrimmon] 的儿子”），以及刻有*哈薛一名的两块象牙制品。主前800年之后不久，*哈马王萨库尔（Zakkur）竖立了一根刻有四十六行铭文的石碑。此外，三根石碑上刻有不见经传的巴加雅也（Bar-ga~ayah）与*亚珥拔的马提尔（Mati~-el）在主前约750年签署的条约。至于巴拉卡石碑（Bar-rakkab Stele），则显示了字体愈趋草书的风格（ANEP，页460）。当亚兰文传播四方时，字母书写系统很快在亚述和巴比伦扎根，取代了楔形文字。蒲纸的文件已毁坏不存，但从亚述的宁录（*迦拉）出土，一块主前第七世纪早期的陶片，刻有一列名字（J. B. Segal, Iraq 19, 1957，页139-45）。此外，一些刻划在泥版上的笔记，以及主前650年一封写在陶片上从以力寄往亚述城的长信，都显出亚兰文字母的应用。在埃及找到的蒲纸文献，显示这书写体的发展，从主前约600年（由非利士地写给埃及的一封信），直至波斯时代的完结；后者特别见于从伊里芬丁（Elephantine; DOTT，页256-69）及其他地方找到的主前第五世纪文件（G. R. Driver, Aramaic Documents of the Fifth Century BC, 1954）。

v. 早期的犹太书写体。在昆兰河谷（*死海古卷）和犹大地的洞穴（特别是慕拉拔 [Murabba`at] 标明日期的文本），发现的抄本以及耶路撒冷一带一些有铭刻的骨瓮，都提供了很丰富的资料，让人可以研究由主前第三世纪至主后第二世纪，古希伯来及早期犹太的正楷及草书字体有何演变。波斯帝国灭亡，宫廷内通用的亚兰文随之被取替，这引致亚兰文有许多地方性的变异。

1. 犹大地古老或原始的犹太书写体，流行于主前约250至150年；从昆兰的抄本看来，这是源于波斯亚兰文的一种正式字体。发展至主前第三世纪末期，它成了正楷与草书之间的一种混合体，类似那些在帕米拉（Palmyra）和拿巴提亚（Nabataea）通行的亚兰文字体；后者也是在这个时期出现。虽然学者至今未能更准确地鉴定这些国家书写体的日期，但正楷、半正楷与草书的字体有时已可分辨出来。这种字体亦见于这个时期的钱币上。

2. 哈斯摩尼（Hasmonaean）王朝时期（主前约150-30）。这时期发展出一种较为方形及起角的正楷字体，其初期的阶段可见于纳士蒲纸本（Nash Papyrus）中，这蒲纸本现被鉴定为主前约150年的物品。

3. 希律时期（主前30-主后70）。这是一个发展迅速的时期，因此各文本的日期可以准确地鉴定。

4. 后希律时期（主后70年以后）。这时期因一些写有日期的商业及法津文件而驰名。这草书字体的写法很复杂，并不用于文学作品上。有关这一切犹太字体的发展，见：克罗斯（F. M. Cross）, The Bible and the Ancient Near East（G. E. Wright 编，1961，页133-202）；内有详尽的图解和讨论。研究早期希伯来的书写、文士的习惯及字母的样式，对于决定旧约经文里有否出现讹误，都有特别的价值。

vi. 希腊的书写体。按传统的说法，希腊字母是由一位名叫卡默斯（Cadmus）的腓尼基商人（Herodotus, Hist. 5. 58-9）制定的。现代学者比较了在雅典、革哩底、帖拉（Thera）、哥林多及拿索斯（Naxos）所使用的早期希腊字母，以及日期可鉴定的腓尼基文献（参上文），认为这种说法是可以成立的。从字母的外形看来，很可能到了主前九世纪中叶，希腊人已应用了这种字体以迎合他们那印欧语言的需要。他们用了腓尼基字母中他们没有相应读音的符号（~hh] `u[w]y），来标明他们所需要的元音（依次为 a e e{ o y i），因而创造了第一套用不同符号来代表元音和辅音的真正字母体系。

　　大量碑铭和抄本的证据，使希腊的铭文学和古文书学研究成为一门重要又精确的科学，给圣经的希腊文经文提供了背景。这种字母从希腊西面传至伊特鲁斯坎人（Etruscans），再经由罗马文字进入欧洲。

vii. 其他书写体。正如腓尼基书写体获发展，给人应用在希腊文上，由此用在罗马文字，而随后用在欧洲的文字上；早期迦南的书写体亦获发展，用来书写南闪族语系的方言。已找到的例证来自主前约600年，见于南巴勒斯坦和南巴比伦，及稍后在南亚拉伯的一些地点。


　　论到人们读和写的能力，考证的资料很少；有关情况在不同时间和地点亦有所不同。基甸在约但捉到疏割的一个少年人，他能够写出城中长老的名单（士八14；来，RSV, AV 旁注，RV 旁注作“写”〔和合本同〕；AV 和 RV 则毫无理由地译作“形容”）。因着字母的发明，也因为庙宇和圣所陆续附设文士*学校，少年人书写的能力（赛十19）随而提高了。以色列的每个家主都要写下律法的字句（申六9，十一20）。书写的例子在西方地区虽然不及在巴比伦那样繁多，但到主前第二千年期，文字书写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肯定已经相当普遍，当时至少有五种书写体流通，包括：埃及的象形文字，比布罗斯的音节文字，迦南的字母，亚甲文的楔形文字，和乌加列的字母式楔形文字（见上文）。

　　虽然较高级的行政官员大都懂得书写，但书写通常是由受过训练的*文士担任，他们可以来自社会上的任何阶层（反对 E. Nielsen, Oral Tradition, 1954，页25、28的看法）。至今出土的大批楔形文字泥版、陶片及蒲纸，说明文字在整个古代近东都占了极为重要的地位。由于资料记录并不完整，识字人数在人口中的百分比颇难估计。但叙利亚的亚拉拿（Alalah\）于主前约1800至1500年间，约二千人中就有六名文士，这数字大概可作一些重要城市里识字人数的一个指标（D. J. Wiseman, The Alalakh Tablets，页13）。近期的研究显示，文士可能是在一些主要的“大学”城，就如叙利亚的亚勒坡（Aleppo）或巴比伦城本身，学习亚甲文。

　　文件收藏在篮子、盒子或瓦器内（耶卅二14），贮藏于当地的圣所（或庙宇）（撒上十25；出十六34；参：王下廿二8），或特别的典籍库里（拉六1）。特别的参考书由文士保存（例如在尼普尔 [Nippur]，主前约1950）。提革拉毗列色一世（主前约1100）和亚述巴尼帕（主前约650）分别在亚述城和尼尼微收集文献的抄本，或吩咐人腾写抄本，以便收藏在他们的图书馆里。文士抄写文献时，通常会引述其出处，说明所根据那份文件的状况，申明抄本有否跟原文核对过，或只是根据口述传统而笔录下来，一般认为后者是较不可靠的方法（J. Laessfe, 'Literacy and Oral Tradition in Ancient Mesopotamia', Studia Orientalia Ioanni Pedersen, 1953，页205-18）。在古人看来，口述传统可与成文之言并存，但却不能充任最主要的权威。无论是亚甲文或埃及文的作品，都会在书末题署作品的题目或用来注明该作品的字样，但除了少数外，往往没有声明作者。希伯来的作者可能用了类似的方法。

　

参考资料《新圣经词典》